平常就很喜歡讀演化學相關的書，其中最經典的一本是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盲眼鐘錶匠》。書封上寫道「要是你一輩子只想讀一本有關演化的書，就讀這一本」絕不誇張，這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當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也很好看，這本書分別從生物與基因的角度來解釋演化與天擇的事實。
道金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更是一個「重度的」達爾文主義者。他不斷為達爾文的理論辯護，甚至寫了《盲眼鐘錶匠》這本書來為達爾文確立他在生物科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本書就是道金斯把捍衛達爾文論點的辯證過程有條有理地書寫下來，讀起來非常過癮。
讀完後你會覺得，達爾文實在太了不起了，怎麼可以在一百多年前就發現這麼了不起的論點。而且這個論點竟能經得起千垂百鍊，歷久不衰，一百多年來閃耀不墜。他竟只用了「演化」與「天擇」兩個概念就把生命史中所有的現象給解釋清楚！！！
我一直對學「問」深深著迷。其實，達爾文只是以博學家的精神去追根究底的探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這個世界上存在各種不同的生物？」另一種問法：「世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到底是怎麼來的？」這是生命史的核心問題。
達爾文在1831年到1836年間於英國皇家海軍的小獵犬號上探險了五年，研究了眾多生物後，他在1838年找到了答案，答案是：
「演化」(Evolution)與「天擇」(Natural Selection)
這不只是一個生物學界的嶄新想法，更是一種直接對神學與宗教界核心價值的威脅。達爾文在1838年就已經有了演化與天擇的想法，但他一開始只敢跟親朋好友講，不敢大聲嚷嚷，怕引來殺身之禍，直到二十年後(1858年)，英國博物學家華萊士寄給他一篇含有相似理論的論文之後，才促使達爾文決定共同發表「演化論」，進而在隔年(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當時一出版就遭受批評，博物學家、探險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與生物學家等舉了各式各樣的例子來批評「演化」與「天擇」的論點。不只在他在世時被批評，連他去世後，批評的聲浪都沒有停過。想當然爾，最主要的攻擊來自力量龐大的宗教界。他的論點被批評與攻擊了一百多年，直到最近幾十年反達爾文主義者才慢慢被淘汰殆盡，「演化」與「天擇」兩個概念已從各種研究中被不斷地檢驗與證實，無懈可擊。
近代最大的達爾文主義護衛者就是道金斯。他在這本《盲眼鐘錶匠》中有極為精彩的論證過程，有多處讀來不禁拍案叫絕，「說得太好了！」OS一直出現。
其中一個爭議點在於：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人與各種奇妙的生物都是某種「有意識的設計者」所創造出來的，這種「有意識的設計者」在各種文化中即是不同的「神」。
這種「設計論證」是當時非常合理的推論，因為像人與動物這種如此複雜的生物，不可能是憑空出現的，一定是像火車、汽車一樣是工程師畫好設計圖後再生產出來的。
這種論點最強而有力的辯護者是十八世紀神學家培里(William Paley, 1741-1805)，培里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是「設計論證」的著名範例。「設計論證」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上帝存在」論證。
《自然神學》以一個著名的段落開頭：
我走在荒野上，不小心給石頭絆了一跤，要是有人問我那塊石頭怎麼會在那裡；我也許可以回答：「它一直都在那裡！」即使我知道它不是；這個答案也不容易證明是荒謬的。但是，若我在地上發現了一個鐘，要是有人問我那個鐘怎麼會在那個地方；我就不能以同樣的答案答了。「這個鐘必然有個製造者；在某時某地必然有一群匠人，為了某個目的把它做出來；製造者知道怎麼製造鐘，並設計了它的用途。」「每一個巧思的徵象，每一個設計的表現，不只存在於鐘錶裡，自然作品中都有；兩者的差別，只是自然作品表現出更大的巧思，更複雜的設計，超出人工製口的程度，難以估計。」(摘自《盲眼鐘錶所》，2002年，頁25~26)
培里對生物的解剖構造做了優美、虔誠的描述，將他的論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從人類的眼睛開始——這是個深受歡迎的例子，後來達爾文也使用了，本書中會不斷出現這個例子。培里拿眼睛與設計出來的儀器(如望遠鏡)比較，結論道：「以同樣的證據可以證明：眼睛是為了視覺而造的，正如望遠鏡是為了協助視覺而造的。」眼睛必然有個設計者，像望遠鏡一樣。
培里的論證出於熱情的虔敬，並以當年最好的生物學知識支持，但他的論證是錯的，精彩有餘，但完全是錯的。望遠鏡與眼睛的類比，鐘錶與生物的類比，是錯的。表象的反面才是對的，自然界唯一的鐘錶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不過那些力量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凝聚、運行的。真正的鐘錶匠有先見；在他的心眼中，有個未來的目的，他據以設計齒輪與發條，計畫他們之間的聯繫。達爾文發現了一個盲目的、無意識的、自動的過程，所有生物的存在與顯然有目的的構造，我們現在知道都可以用這個過程解釋，就是「天譯」。天擇的心中沒有目的。天擇沒有心，也沒有心眼。天擇不為未來打算。天擇沒有眼界，沒有先見，連視覺都沒有。要是天擇可以扮演自然界的鐘錶匠這個角色，它一定是一個盲目的鐘錶匠。(《盲眼鐘錶所》，2002年，頁26~27)
自然，是一個盲目的鐘錶匠。這是一個多麼棒的隱喻啊！盲目，不只是指它是看不見的，而且沒有心、沒有先見、沒有目的。
其實這樣的結論，老子也觀察到了。老子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萬物自化的原理老子說是「道」，達爾文則說是「天擇」。
「順應自然」是中國思想文化底層很重要的智慧。但要先定義什麼「自然」，才有辦法順應它。
《莊子．養生主》中提到的「遁天之刑」則從另一面來談同一件，白話的意思是：「如果你受傷，那是因為你違背自然而被自然處罰的結果。」
談回跑步。有這麼多的跑者受傷(或其他各種運動傷害)，都可以說是「違背自然而被自然處罰的結果。」
因此，在各個領域中，只要能夠清楚把「自然」定義清楚的人，就會成為該領域的大師，它所定義出來的概念就會被一直流傳下來。就像達爾文把生命史中的「自然」給定義清楚一樣……
關於各項運動技術中的「自然的動作是什麼(WHAT)？」「為什麼可以這樣定義(WHY)？」這是運動技術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大哉問。就像達爾文在探尋「世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到底是怎麼來的？」一樣。
然而，只要我們能找到自然的動作，也能清楚解釋為什麼可以這樣定義，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學習的「自然標準」(非人為定的標準，是自然定義的)，因此我們只要順應該項運動的自然動作，就可以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了！(否則就會被自然處罰)
世上有很多專家從根本上逃避了這個問題，他們只會這樣說：“Do what comes naturally, as long ‘naturally’ is mechanically sound. If it isn’t, do what is mechanically sound until it comes naturally.”
譯文如下：「我們應該順其自然，只有在『自然』的情況下在跑步動作才是全然完美的，如果動作並不完美，你就應該練到動作極其自然為止。」
類似的言論，多不勝數。還包括世上的運動科學家。手邊的論文，大都是針對枝節在研究，很少有直指這個核心問題來研究的。當然，枝節的細部鑽研也很重要，但這種研究的關鍵是要知道自己是站在哪裡開始往下鑽的，而且鑽研的目的是為了博通，通到一個該領域可以解釋所有現象的源頭去，那就是「自然」，就是老子所說的「道」。這也是我認為「博士」這個學位的原始義。
而羅曼諾夫博士所鑽研的對象是跑步，他從跑步鑽到了一個博通所有運動的「自然」現象，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重力→體重→失重」的移動理論。沒有失重，人無移動。但運動生物力學界長期以來很少討論「失重」這個概念，相關的教科書中都沒有深入提到它的重要性，長期被忽視，但失重卻是移動力學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
要「失重」，必須先有「體重」，要有體重必須要「支撐點」與「重力」。一環扣一環。換句話說：重力、體重、失重這三個元素只要有一個不存在，人體的質心就無法自由移動位置。
人的「跑」、「跳」、「揮」、「踢」、「擲」、「划」這些動作都可以用這個邏輯來解釋(動物的所有動作也可以)。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現。我時常覺得「體重」與「失重」的概念就跟達爾文的「演化」與「天擇」一樣耀眼。
我知道世上目前還存在許多批評的聲音，就像《物種原始》在1859年出版時一樣，被批評了一百多年……但我也深信批評的聲音會愈來愈小。
Pose Method的概念是博士在俄國做研究時就發現的，但當時他也是只敢寫論文，這本重要的著作一直不敢發表，直到移居到較為學術風氣較為自由的美國之後，才敢出版。這個世界似乎就一直是這樣運作的，錯的東西有人批評，對的東西在剛發表時的批評聲音通常更大。羅曼諾夫博士曾提過好幾次當時剛發表時面對各界批評時的處境……
道金斯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表示：錯覺是人們儘管完全沒有證據也要相信的東西。宗教和童年的錯覺——諸如「想像中的朋友」和床底下的妖怪——幾乎無法區分開來。
我是個PoseMethod的護衛者，就像道金斯護衛Darwinism一樣。這個護衛的工作在於理性的論述與辯證，在於透過理性「求道」，這個求道的過程跟訓練很不一樣，但一樣辛苦、一樣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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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的《盲眼鐘錶匠》和羅曼諾夫博士的《跑步，該怎麼跑》這兩本書，跟這十五公斤重的啞鈴一樣「擲地有聲」，而且非常大聲。
道金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更是一個「重度的」達爾文主義者。他不斷為達爾文的理論辯護，甚至寫了《盲眼鐘錶匠》這本書來為達爾文確立他在生物科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本書就是道金斯把捍衛達爾文論點的辯證過程有條有理地書寫下來，讀起來非常過癮。
讀完後你會覺得，達爾文實在太了不起了，怎麼可以在一百多年前就發現這麼了不起的論點。而且這個論點竟能經得起千垂百鍊，歷久不衰，一百多年來閃耀不墜。他竟只用了「演化」與「天擇」兩個概念就把生命史中所有的現象給解釋清楚！！！
我一直對學「問」深深著迷。其實，達爾文只是以博學家的精神去追根究底的探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這個世界上存在各種不同的生物？」另一種問法：「世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到底是怎麼來的？」這是生命史的核心問題。
達爾文在1831年到1836年間於英國皇家海軍的小獵犬號上探險了五年，研究了眾多生物後，他在1838年找到了答案，答案是：
「演化」(Evolution)與「天擇」(Natural Selection)
這不只是一個生物學界的嶄新想法，更是一種直接對神學與宗教界核心價值的威脅。達爾文在1838年就已經有了演化與天擇的想法，但他一開始只敢跟親朋好友講，不敢大聲嚷嚷，怕引來殺身之禍，直到二十年後(1858年)，英國博物學家華萊士寄給他一篇含有相似理論的論文之後，才促使達爾文決定共同發表「演化論」，進而在隔年(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當時一出版就遭受批評，博物學家、探險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與生物學家等舉了各式各樣的例子來批評「演化」與「天擇」的論點。不只在他在世時被批評，連他去世後，批評的聲浪都沒有停過。想當然爾，最主要的攻擊來自力量龐大的宗教界。他的論點被批評與攻擊了一百多年，直到最近幾十年反達爾文主義者才慢慢被淘汰殆盡，「演化」與「天擇」兩個概念已從各種研究中被不斷地檢驗與證實，無懈可擊。
近代最大的達爾文主義護衛者就是道金斯。他在這本《盲眼鐘錶匠》中有極為精彩的論證過程，有多處讀來不禁拍案叫絕，「說得太好了！」OS一直出現。
其中一個爭議點在於：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人與各種奇妙的生物都是某種「有意識的設計者」所創造出來的，這種「有意識的設計者」在各種文化中即是不同的「神」。
這種「設計論證」是當時非常合理的推論，因為像人與動物這種如此複雜的生物，不可能是憑空出現的，一定是像火車、汽車一樣是工程師畫好設計圖後再生產出來的。
這種論點最強而有力的辯護者是十八世紀神學家培里(William Paley, 1741-1805)，培里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是「設計論證」的著名範例。「設計論證」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上帝存在」論證。
《自然神學》以一個著名的段落開頭：
我走在荒野上，不小心給石頭絆了一跤，要是有人問我那塊石頭怎麼會在那裡；我也許可以回答：「它一直都在那裡！」即使我知道它不是；這個答案也不容易證明是荒謬的。但是，若我在地上發現了一個鐘，要是有人問我那個鐘怎麼會在那個地方；我就不能以同樣的答案答了。「這個鐘必然有個製造者；在某時某地必然有一群匠人，為了某個目的把它做出來；製造者知道怎麼製造鐘，並設計了它的用途。」「每一個巧思的徵象，每一個設計的表現，不只存在於鐘錶裡，自然作品中都有；兩者的差別，只是自然作品表現出更大的巧思，更複雜的設計，超出人工製口的程度，難以估計。」(摘自《盲眼鐘錶所》，2002年，頁25~26)
培里對生物的解剖構造做了優美、虔誠的描述，將他的論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從人類的眼睛開始——這是個深受歡迎的例子，後來達爾文也使用了，本書中會不斷出現這個例子。培里拿眼睛與設計出來的儀器(如望遠鏡)比較，結論道：「以同樣的證據可以證明：眼睛是為了視覺而造的，正如望遠鏡是為了協助視覺而造的。」眼睛必然有個設計者，像望遠鏡一樣。
培里的論證出於熱情的虔敬，並以當年最好的生物學知識支持，但他的論證是錯的，精彩有餘，但完全是錯的。望遠鏡與眼睛的類比，鐘錶與生物的類比，是錯的。表象的反面才是對的，自然界唯一的鐘錶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不過那些力量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凝聚、運行的。真正的鐘錶匠有先見；在他的心眼中，有個未來的目的，他據以設計齒輪與發條，計畫他們之間的聯繫。達爾文發現了一個盲目的、無意識的、自動的過程，所有生物的存在與顯然有目的的構造，我們現在知道都可以用這個過程解釋，就是「天譯」。天擇的心中沒有目的。天擇沒有心，也沒有心眼。天擇不為未來打算。天擇沒有眼界，沒有先見，連視覺都沒有。要是天擇可以扮演自然界的鐘錶匠這個角色，它一定是一個盲目的鐘錶匠。(《盲眼鐘錶所》，2002年，頁26~27)
自然，是一個盲目的鐘錶匠。這是一個多麼棒的隱喻啊！盲目，不只是指它是看不見的，而且沒有心、沒有先見、沒有目的。
其實這樣的結論，老子也觀察到了。老子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萬物自化的原理老子說是「道」，達爾文則說是「天擇」。
「順應自然」是中國思想文化底層很重要的智慧。但要先定義什麼「自然」，才有辦法順應它。
《莊子．養生主》中提到的「遁天之刑」則從另一面來談同一件，白話的意思是：「如果你受傷，那是因為你違背自然而被自然處罰的結果。」
談回跑步。有這麼多的跑者受傷(或其他各種運動傷害)，都可以說是「違背自然而被自然處罰的結果。」
因此，在各個領域中，只要能夠清楚把「自然」定義清楚的人，就會成為該領域的大師，它所定義出來的概念就會被一直流傳下來。就像達爾文把生命史中的「自然」給定義清楚一樣……
關於各項運動技術中的「自然的動作是什麼(WHAT)？」「為什麼可以這樣定義(WHY)？」這是運動技術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大哉問。就像達爾文在探尋「世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到底是怎麼來的？」一樣。
然而，只要我們能找到自然的動作，也能清楚解釋為什麼可以這樣定義，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學習的「自然標準」(非人為定的標準，是自然定義的)，因此我們只要順應該項運動的自然動作，就可以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了！(否則就會被自然處罰)
世上有很多專家從根本上逃避了這個問題，他們只會這樣說：“Do what comes naturally, as long ‘naturally’ is mechanically sound. If it isn’t, do what is mechanically sound until it comes naturally.”
譯文如下：「我們應該順其自然，只有在『自然』的情況下在跑步動作才是全然完美的，如果動作並不完美，你就應該練到動作極其自然為止。」
類似的言論，多不勝數。還包括世上的運動科學家。手邊的論文，大都是針對枝節在研究，很少有直指這個核心問題來研究的。當然，枝節的細部鑽研也很重要，但這種研究的關鍵是要知道自己是站在哪裡開始往下鑽的，而且鑽研的目的是為了博通，通到一個該領域可以解釋所有現象的源頭去，那就是「自然」，就是老子所說的「道」。這也是我認為「博士」這個學位的原始義。
而羅曼諾夫博士所鑽研的對象是跑步，他從跑步鑽到了一個博通所有運動的「自然」現象，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重力→體重→失重」的移動理論。沒有失重，人無移動。但運動生物力學界長期以來很少討論「失重」這個概念，相關的教科書中都沒有深入提到它的重要性，長期被忽視，但失重卻是移動力學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
要「失重」，必須先有「體重」，要有體重必須要「支撐點」與「重力」。一環扣一環。換句話說：重力、體重、失重這三個元素只要有一個不存在，人體的質心就無法自由移動位置。
人的「跑」、「跳」、「揮」、「踢」、「擲」、「划」這些動作都可以用這個邏輯來解釋(動物的所有動作也可以)。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現。我時常覺得「體重」與「失重」的概念就跟達爾文的「演化」與「天擇」一樣耀眼。
我知道世上目前還存在許多批評的聲音，就像《物種原始》在1859年出版時一樣，被批評了一百多年……但我也深信批評的聲音會愈來愈小。
Pose Method的概念是博士在俄國做研究時就發現的，但當時他也是只敢寫論文，這本重要的著作一直不敢發表，直到移居到較為學術風氣較為自由的美國之後，才敢出版。這個世界似乎就一直是這樣運作的，錯的東西有人批評，對的東西在剛發表時的批評聲音通常更大。羅曼諾夫博士曾提過好幾次當時剛發表時面對各界批評時的處境……
道金斯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表示：錯覺是人們儘管完全沒有證據也要相信的東西。宗教和童年的錯覺——諸如「想像中的朋友」和床底下的妖怪——幾乎無法區分開來。
我是個PoseMethod的護衛者，就像道金斯護衛Darwinism一樣。這個護衛的工作在於理性的論述與辯證，在於透過理性「求道」，這個求道的過程跟訓練很不一樣，但一樣辛苦、一樣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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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的《盲眼鐘錶匠》和羅曼諾夫博士的《跑步，該怎麼跑》這兩本書，跟這十五公斤重的啞鈴一樣「擲地有聲」，而且非常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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